從下鄉到下崗知青一代坎坷三十年(一）(圖)

發表：2010-10-13 13:23

在上山下鄉被毛澤東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沒有人能公開陳訴知青的苦難；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學化的形式對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經歷進行了心酸的描述，給予上山下鄉運動以辛辣的批判.

進入1990年代，對知青一代人經歷的理解走向了學術化，但卻是詮釋的歧異化。劉小萌在其關於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鄉是場積弊叢生的運動，對知青是場強加的災難，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消極後果。而司養眼則認為知青下放給農村帶來了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作風。知青們與村幹部打交道的作風，包括同村幹部爭吵甚至動手打架，對農民有著積極的影響，對農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積極的意義。

無論是理解還是誤解，迄今對知青一代的關注主要還是在他們上山下鄉的艱難經歷。顯然這一關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時代，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一代人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上過山下過鄉，還因為他們在改革年代都有著相同的艱難遭遇，而審視改革中的遭遇反過來更能加深對他們上山下鄉苦難的理解。

為什麼這一代人會率先下崗？為什麼他們在下崗後難以再謀一正當職業？為什麼他們難以應對改革的變動？為什麼他們難以從改革的政策受益？

沒有下放，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改革中不會過早下崗；而正是下崗，他們下放的負面影響才深遠地顯示出來。下放和下崗，這一代人的兩種命運體現了從毛澤東革命到鄧小平改革兩大時代的轉換。從下放到下崗，這一代人的命運更多地體現出人民共和國不幸歷史的延續：他們過去的苦難正成為他們今日困窘的泉源。

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體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鎮、並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鄉的1，647萬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們大約構成中國城鎮1.2億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鎮人口增至2.06億時，他們佔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鄉的12年裡，他們構成同年齡約2,700多萬城鎮學生人口中的61%。他們是城鎮同代人中的大部分；並且從60年代至90年代他們一直是城鎮人口中一個不小的群體。

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鄉高潮中，他們中的715.68萬去了農村，以年齡較小的初中生為主體，包括大部分老三屆初、高中生和69-72屆的初中生。

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們有858.66萬人去了農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為主體。當上山下鄉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聲時，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剛走出高中校門，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農村。與許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農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農村的知青下鄉時間短、安置條件也好些，但他們畢竟也下了鄉。"下過鄉"是這一代人共同擁有的經歷。

文革也是這代人的共同經歷。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這一代人正是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紅衛兵的運動使這一代人不僅在學校批鬥自己的老師，並且還走上社會參加串連、抄家、奪權和武鬥。

儘管有不少人沒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沒能加入紅衛兵，但他們並未能躲開紅衛兵運動的時尚、語言、音樂、文化、甚至歧視與迫害。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無論歡喜與否，以紅衛兵運動為中心生活的文革經歷把這一代人捆綁在一起。

這一代人都接受過毛澤東思想主導的革命教育。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為新中國犧牲的劉胡蘭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鋒、民族大義的文天祥都曾是這代人課本裡的榜樣。榜樣留給這代人的是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還有一些傳統的忠孝仁義。

（看中國編者注:此為中共當年灌輸給他們的這一套「革命理想」，是中共洗腦的東西，不包括傳統的忠孝仁義。）

革命教育使這代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一項大於個人的偉大事業，使他們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學者曾稱這代人為"毛的孩子們"。即便改革已改換了中國人的人生目標，但獻身偉業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許多人的心裏。而被西方學者稱為"鄧的一代"的知青之後一代，顯然缺少這種理想主義。

在知青一代之前還有過約150萬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間下了鄉或去了建設兵團。他們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雋那樣獻身農村的典範，但更多卻是在沒考上高中或大學而成為"社會青年"後被動員下去的。他們也大多接受了毛澤東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鄉時間更長、經歷更苦，但他們與知青一代人沒有相近的文革經歷。當文革的知青一代隨紅衛兵運動狂熱地從學校向社會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則在造反要回城。這兩部分知青也沒有相似的下鄉後心理經歷。

從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還看得見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對這一代的大部分來說有"下鄉鍛練"的性質。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鮮有正當途徑回城，招工、招生不對他們開放。因此，"下放"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移民下鄉"。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為一代人，還在於"下放"是他們共同沒有選擇的命運，但對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個體而非一代人的命運。

與下鄉知青一代同齡的，還有更大數量的生於和成長於農村的回鄉知青。自從1955年毛澤東把農村的"廣闊天地"劃給他們"大有作為"之後，"回鄉"便成了他們沒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學之後的唯一出路。中國1958年的戶籍制度和爾後的城市招工制度、糧油布棉的定量供給制度和旅店的身份證介紹信制度，更是堵死了農村青年合法滯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

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歧視了農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們的農家出身政策性地化為他們天生的缺陷，迫使他們以農村生活為永遠的歸宿。與下鄉的知青一代相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艱辛與憤懣，但也有不同之處。對下鄉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但對於回鄉知青，務農是他們被強加的命運，而城市生活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的夢。同樣是在農村，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心理創傷並不一樣。
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雖有蔡立堅那樣去杜家山當新社員的榜樣和北京紅衛兵曲折等去內蒙與牧民相結合的前驅，但把上山下鄉變為一代人的運動卻是毛澤東的旨意。

毛有讓城市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思想，然而這場運動的根本意義在於以農村的空間解決城市積年成災的就業問題；此外，在開始時它也是為把武鬥尾聲中在城市掃蕩而成為社會麻煩製造者的紅衛兵中學生掃地出城。

這場"再教育"運動是知青一代和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將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經年地下放在農村，不啻於把他們往農民的水平拉齊；使這代人在學時數量和知識結構上只擁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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