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舊居，為寶豐官方在10年前原址重建。
【看中國2014年01月09日訊】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 —— 崔琦外甥王達人
如果我不出來……我父母就不會死。—— 崔琦
47歲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他現在是崔琦舊居的守門人。
距離河南省寶豐縣縣城大約十公里，就是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鄉範莊。2003年，寶豐縣委、縣政府將早已消失的崔琦舊居於原址重建，土坯房改為磚房，屋頂則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邊指示牌上「崔琦教授舊居」幾個字已經斑駁，但多次從美國往返中國內地的崔琦還是沒有回故鄉看一眼。
崔明安用鑰匙打開舊居大門，帶記者進去參觀。前面是「崔琦教授事跡展覽館」，館後還辟出一小片花園。展館內除了以四個展區、用圖片與文字呈現崔琦事跡和舊居重建經過外，還在櫥櫃內放置了「崔琦教授少年時期曾經用過的油燈」等物———實際上崔琦用過的油燈早已無處可尋。
諾獎得主，成為河南寶豐的榮耀。寶豐縣領導曾先後兩次赴京，與來訪的崔琦教授面談，希望他回家鄉看看。崔琦一直推脫。
「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式。」崔琦的外甥王達人對記者說。
富農之子
崔明安的父親崔高祥，生於1936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就被抓壯丁，失去消息；在1942年的大災中，母親又去世了。他開始以討飯為生，後來住在親伯父崔長生家一起生活。
崔長生是崔琦的父親。據崔高祥介紹，他和崔琦同歲，但崔琦比他生日靠前，他叫崔琦哥哥。
這牽涉到崔琦的生年爭議。據崔琦展館介紹，他生於1939年。這也是崔琦對外的通行說法。生於1933年的範莊小學校長金克敬說，曾經有北京記者在範莊採訪後，就年齡問過崔琦，崔琦落淚說記不清了。
一種可能性是，崔琦1951年離開內地去香港時，將年齡從15歲改為12歲。
在去香港之前，崔琦的家庭面臨新政的衝擊，他已經中斷了學業。
據展館說明，崔琦的父親崔長生以種地養家，母親王雙賢出身書香門第但識字不多。崔琦的三個舅舅王治軍、王治安和王治環，均是當地精英，其中王治軍1906年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王治安曾任寶豐縣教育會會長；王治環為河南省教育廳督學。
「剛解放時範莊大概有300戶人家，有2戶被定為地主，4戶被定為富農。」崔高祥回憶，崔琦家裡養有一頭驢，崔父種地之餘，還趕著驢子去寶豐縣城買煤，走村串戶去賣。煤馱在驢身上，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崔琦家土地不多，後來他的舅舅又幫忙置了一些，解放時被定為富農，平分了土地。
「在範莊，批鬥時用棒子、石頭，有這種情況。但沒有那麼嚴重。崔琦家一生都勞動，只是土地比別人多大約十多畝，有部分租給別人種。土改時，土地給分了，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飾也給分了。」金克敬說，解放時崔琦家共三間房，其中一間坍塌，一直沒修繕。他家並不是很富裕，也沒有「嚴重剝削」，崔父是老實人，不是「惡霸」，沒有壓迫人，所以土改時沒有專門針對他的批鬥，只是在地主富農統一的批鬥大會上亮相。
按金克敬的說法，土改時崔琦家的家財，都是主動上繳，並非農會抄家沒收。網上有文章說，當其父親僅有的一件長袍被沒收時，崔琦跪地哀求，但毫無效果。當時也在現場的崔高祥欲言又止，不願證實此事。
離鄉赴港
金克敬家距離崔琦家只有幾十米的距離，兩人小學時在一個學校就讀，後來金克敬去了縣城唯一的中學讀初中。崔琦則於1949年前後從高皇廟小學畢業，輟學在家，一邊幫助父母干農活，一邊在附近小學當代課教師。
「崔琦在他舅舅家住了一段時間，在那讀書。回來後沒有再上學，但學校打鐘、吹哨他都能聽見，沒事時他就坐在教室門外的土墩上，聽老師講課。有時老師提問，全班同學答不上來，老師就叫崔琦回答。他還曾到教室裡黑板上演算試題，能說出個所以然。」金克敬說。
崔琦的高智商，在年少時即有體現。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採訪時都回憶起這樣一件事：土改時有一次丈量土地，兩個識字少的老人不太會算術，叫他幫忙。老人每量完一個數字，就知會他一聲，他也不記賬，只在一邊和小朋友玩遊戲，土地量完後他算出的結果準確無誤。
土改時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貧農，他記得以前崔琦家有時燒紅薯還給他吃。但他在高小畢業後，去縣城讀完了初中，「帶著玉米、柴火，自己做飯，學費很少，吃住都在學校。」為何崔琦卻中斷了學業？金克敬說，這和崔琦的富農家庭成分無關，但具體原因不詳。
崔琦的二姐黃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憶說：「1950年，村中進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為父親說話不慎得罪了‘上層’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眾進行批鬥。他(崔琦)聞訊，雖是童子之年，卻不顧一切後果，憤然代父出現於鬥爭會上，為父申辯。一切迎刃而解，使父親免受批鬥之辱。此事後，母親為兒子前途做長久計畫，最後做出痛苦決定，讓愛兒獨自遠赴異鄉，至北京再轉至香港與吾會合(時我家已於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個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歲時夭折。剛解放時，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達人的母親)則在北京工作。
王達人說，為了兒子的長遠前途，1951年崔母王雙賢決定讓崔琦投靠香港的兩個姐姐以完成學業。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兒子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別，竟是永訣。
金克敬回憶，崔琦走之前，沒有告訴其他朋友，唯獨知會了他。那天清早，金克敬陪同崔父崔母將背著小包袱的他送到村口大路上，崔琦落了眼淚。
父母之死
崔琦從河南寶豐縣去了北京，在大姐家裡沒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來北京辦出境證件，在河南辦不了。那時剛解放，估計去香港還比較容易。」王達人說。
他去香港後，一直到「文革」前，崔琦的大姐也時或與其通信。「一般一年一兩封左右，我舅舅(崔琦)寫得少，一般是我二姨、三姨寫，他有時附帶著寫一下近況。」王達人說，這些信並沒有留存下來。
王達人介紹，崔琦到香港後，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關，一要學說廣東話，二要學習英文。他的三姐便讓他先在荃灣小學重讀六年級。剛開始時，因為語言交流困難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異常孤獨、苦悶，強烈思念在家鄉的父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求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漸漸地崔琦的一顆浮動的心才平靜下來。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學，在那裡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而在家鄉，他的父母親則因境外的這些親戚關係，而遇到一些麻煩。但崔高祥和王達人均表示，這個影響並不大。
1958年，大躍進開始，崔琦的父親崔長生受到一次批鬥。「那時不論理嘛，個人家的鍋碗瓢盆都沒收了，因為他是富農，就訛他，向他要錢。他哪有錢給？好幾個晚上都批鬥他。沒有吊起來，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已經在一兩年前分開單過的崔高祥說，他當時外出淘鐵砂去了，並沒有親眼見到。
第二年，崔長生去世。「1959年，莊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點吃的都沒有，但野菜、紅薯干、樹葉都吃光了，麥稈都磨成末，說是當澱粉吃。」金克敬說。
在大飢荒的年代，崔琦的母親被接到大女兒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爺去世後接過來的，說我姥爺餓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樹皮草根，一點糧食都沒有。」那個時候，王達人小學快畢業了，對此有記憶。
崔母在北京住了幾年，又回到了寶豐範莊。「文革」很快開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範莊，那是1968年。
崔高祥回憶，當時王達人的母親捎話給他，讓他找個架子車把自己病重的母親拉回來。他沒有去，「因為形勢不允許」，後來王達人母親在縣城裡雇了輛車。崔高祥晚年為此良心不安，覺得對不住崔母。崔母回來後不久就去世了。
網上有文章稱，崔母去世後，大女兒「處理喪事，哭著磕頭，遍求鄰里，卻連一把鐵鍬也借不到。」崔高祥稱這不是事實，當時有鄰居幫忙處理喪事。
崔琦第一次回內地是在上世紀80年代。1998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名聲大噪。有一次，楊瀾在採訪中問他：「你12歲那年如果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來……我父母就不會死。」他後悔得流下了眼淚。
2003年，寶豐縣重建了崔琦故居，並專門辟了一個展覽館，但迄今沒有等到主人歸來。寶豐縣委黨組成員郜現營說，他2012年專程去北京大學拜訪在此開講座的崔琦，邀他回家鄉看看，崔琦說2013年退休後一定回來。在此之前，崔琦在家鄉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學。
在與郜現營等人的交談中，崔琦絕口不提童年的苦難，只講了一些記憶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
